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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作农业起源于何地？
　　　　　　　　　　　　　　　　　　　　　　　　　　　朱月琴东文

　　我国稻作农业的历史非常悠久，然栽培稻起源于何地，学术界先后有华南说、云贵高原说、黄河下游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和多元说等等，迄今尚未定论。

　　华南说：此说是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率先提出来的。丁氏通过对我国浩瀚的古文献进行爬梳，“因而认定我国稻作可能发轫于距今5000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4000年前的禹稷时代”，“我国的栽培稻是起源于华南”、“为世界稻作最古的国家”（《农业学报》第8卷第3期，1957年）。丁先生的观点得到了童恩正教授的支持，也认为中国栽培稻“可能是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农业考古》1984年和1989年第2期）。日本学者安藤广太郎先生和我国的李润权先生也主张华南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李氏指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是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农史研究》第5辑，1985年）。

　　云贵高原说：此说以我国柳子明教授和日本渡部忠世教授为代表。渡部氏提出亚洲稻起源于“阿萨姆·云南”；柳氏则主张源自云贵主高原，然后“沿着西江、长江及其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或平原地区各处”。（《遣传学报》第2卷第1期，1975年；渡部忠世：《稻米之路》）汪宁生、李昆声认为云南拥有热带、亚热带植物种类多达15000余种，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现有稻种资料达3000多个品种，从海拨40米直到2600米都有分布，更因其地理环境、气候和特点，云南成为作物变异的中心，因之稻作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思想战线》1977年第1期；《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日本的鸟越宪三郎便直接了当地主张稻作是起源于滇池一带。游修龄教授根据酶谱变异分析，也倾向西南起源中心说，并认为从此中心“分为西路沿金沙江四川长江上游；一直至陕西；中路从粤北、桂北经汀赣至华中，然后至黄河中游；东路沿海则在太湖地区形成独特的内容丰富的中心”。（在《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

　　黄河下游说：这是李江浙在《大费育稻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文中提出的，李氏主张“中国稻作的创始人是秦之先人大费，发源地是其族居地在今日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区，时间大约是至少在距今7800年”。

　　长江下游说：此说为闵宗殿先生率先提出（《江苏农业科学》1979年第1期）。然对此全面论证的要数严文明教授，严氏以历史文献中的野生稻记录，栽培的直接祖本，即普通野生稻的分布，考古发现中的早期稻谷遗存，从考古学角度结合作物学、生态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史前栽培稻的分布图，“是以长江下游为中心逐级扩大的；大约在5000BC（公元前）－4000BC，史前栽培稻已分布于长江下游到杭州湾一带，长江中游也可能有个别分布地点；大约在4000BC－3000BC，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苏经部已有较广泛的分布；大约在3000－2000BC，湖南、江西中部和浙江的中南部均有分布，有的已达到广东北部，北面则扩展到淮河流域以北；大约在2000BC－1000BC，水稻已进一步传播到福建、台湾、广东、向西到四川、云南，向北已达山东、云南，向北已达山东、河南和陕西，大致已接近于现代水稻分布的格局”（《农业考古》1982年和1989年第2期）。杨式挺先生也认为长江流域，“特别是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栽培稻的一个起源区”（《农史研究》第2辑，1982年）。

　　长江中、下游说：此说安志敏和林华东先生为代表。安氏认为“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湿润，沼泽众多，较早地产生了稻作农耕，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普遍有所发现。……这些发现不仅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广泛发展着稻作农耕，并且长江中、下游可能是它的起源中心”（《考古》1984年第5期）。对此全面论证而又较令人信服的应首推要华东先生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东传日本》一文，林氏指出华南说、云贵高原说和黄河下游说，大多缺乏考古学证据，尤其黄河下游说和云贵高原说证据更是十分薄弱。李江浙主张的黄河下游说，单靠文字训诂与强解典籍，缺乏作物学、生态学支持，难为学术界接受。云贵高原说虽占有“天时”、“地利”，然其致命之处是缺乏“人为”因素。须知道原始人从普通野生稻驯化成栽培稻，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但要有萌发栽培植物的心理欲望，而且还须具备较先进发达的文化土壤：《吕氏春秋·审时篇》所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便是这个道理。云南、贵州地处崇山峻岭的高原地带，人烟稀少，原始文化发展迟缓，因之，作为稻作农业起源地可以排除。华南地区“天时”、“地利”优势显著，然史前稻谷贵存发现很少，年代也不早。究其因，或许同两广地区采集食物来源充裕，因而缺乏萌生栽培作物的欲望有关。

　　相比之下，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但具有“天时”、“地利”，同时还拥有“人为”条件，而考古出土的众多早期稻谷遗存及定居聚落遗址，更可以为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栽培稻起源地找到合理的答案。（见林华东著《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不过，学术界也有主张栽培稻的起源应是多元的，如日本的冈彦一博士明确指出，“栽培稻是多元起源或分散起源的”（《中国水稻研究所人丛刊之四》，1985年）。裴安平先生也认为“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农业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二个，而是更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经历”（《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