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视频
 |
|
|
|
|
|
|
关于大甸子墓地玉器的分析
杨 晶(故宫博物院 副研究员)
大甸子墓地位于内蒙古敖汉旗的东南部，地处大凌河水系的上源，分布范围南北长约150米、东西最宽处约70米，总面积约l万平方米。经1974－1983年的发掘，共清理墓葬804座，揭露出一处保存完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
大甸子墓地的出土物十分丰富，有陶器、玉石器、骨角蚌贝器、金属器、漆木编织器等，其中仅玉制品就有近百件之多。1996年出版的《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对该墓地出土的玉器作了翔实的描述，为进一步探讨这批玉器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条件。现主要依据该报告中所报道的材料，对大甸子墓地的玉器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据大甸子发掘报告表七、表八和墓葬登记表，本文将大甸子墓地各种玉器（包括玛瑙和玉髓等制品）的出土情况归列为附表。
附表中所列玉器出土于60座墓葬内。其中l0座位于南区，16座位于中区，34座位于北区。从墓葬的规模看，扩长超过2.2米的1级大型墓26座：南区有3座，中区有5座，北区有18座；扩长在1.7－2.2米之间的2级中型墓30座：南区有6座，中区有l0座，北区有14座；扩长不及1.7米的3级小型墓3座：中区1座，北区2座；破坏较甚的4级残墓l座，位于南区。从随葬情况来看，除M302、M458、M1214和M1262只随葬玉器外，其余56座墓都与各种陶器共出。仅以共出频率最高的陶鬲为例，只与A型鬲同出的有32座，只与B型鬲同出的有2座，只与C型鬲同出的只有1座；同时与A型鬲和B型鬲共出的有2座，同时与A型鬲和C型鬲共出的有l座。在所有共出A型鬲的35座墓葬中，有9座墓是与AI型鬲同出的，且均位于北区（大型墓8座，中型墓l座）；有16座墓是与AIV型鬲同出的，北区有12座（大型墓8座，中型墓4座），中区有4座（大型墓2座，中型墓2座）；另10座是分别与A、A、AV－A型同出的，北区3座（大型墓2座，中型墓2座），中区5座（大型墓2座，中型墓3座），南区2座（大型墓和中型墓各1座）。很显然，在这一墓地中使用A型鬲的人群在葬仪上礼遇隆重者颇多，这是使用B型高和C型鬲的人群无法比拟的。同时在使用A型鬲的集团中又以使用AI型局的北区人们的社会地位最高，财力也最强。使用AIV型鬲的北区和中区人们的社会地位与财力虽逊于使用AI型高者，但也明显优于使用其他型式鬲所代表的人们。随葬玉器的墓葬，其数量、规模及随葬品在不同至域的差异，与随葬有“目”纹的彩绘陶器及陶署、陶爵等陶礼器的墓葬呈现出相同程度的趋势，从而表明当时玉器的使用与主人的社会地位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此外，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于1995年征集到一件玉斧，据传出土于大甸子一带。该玉斧长身直刃，近顶端有一孔。斧身上琢磨凸起的花纹，花纹的中部以两道凸弦纹为边框内刻一组双鸟纹，外侧为两道扭索纹，再向外为数道横向带状纹。斧一面在下半部正中还到有“戈”状纹痛，两侧各有一组卷勾纹。报道者考证“这件玉斧上部纹饰带的中心位置的变体鸟纹，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器上也屡有出现，而扭索纹、凸弦纹也是北方青铜文化主要纹饰。因此，这件玉斧虽然出土位置不明，但推断当属夏家店下层文化”。
大甸子墓地出土玉器的种类有斧、铖、璧、环、块、璜、管珠、筒形器及勾云形佩、鸟形饰、蝉形访和璜形坠、弧形坠、条形坠、圆柱形坠、矩形坠等，以形体较小的随身佩沛为主。按照大甸子玉器所反映的群体特征及其文化关系，可将其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有M853的莹、M821和M373的勾云形佩、M1257的马形饰、M833的筒形器、M308的勾形器、M659的曲面四边形臂饰，以及M453的环和t37l的圆柱形坠等。璧在大甸子墓地出土多件，形状、大小不尽相同，以M853的壁最富有特色．其外缘不圆整，形近方圆状，近外缘有两个系孔，缘边尖似刃，横截面呈梭形，形制与牛河梁等地出土的红山文化玉璧十分相似，M82l的云云形佩，近长方形，中间雕作回字形卷曲，四角各有一背向的C字形弯勾，上缘钻一系孔，下缘有三对齿状突，其外形和四角与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的红山文化勾云形佩相近，但齿状突较少，中心部位的卷曲也仅为单勾形而已。M373的勾云形佩，虽残断仅剩一半，仍可看出中间的卷曲和下缘的齿状突，形制基本同前。这种勾云形佩饰是目前所知红山文化玉器中数量最多的器种之一，郭大顺先生将其分为“单勾型、双勾型、简化型、异化型四类”。实际上大甸子墓地出土的这两件云云形佩饰，外形近于双勾型，中间的卷曲却近于单勾型，颇有点介于单勾型与双勾型之间的意味。无独有偶，据报道形制相似的勾云形佩内蒙古文物店曾征集过一件，形近长方形。中间为单匀式回字形卷曲四角呈背向的C字形弯勾状，上缘也钻一系子，惟下缘有四对齿状突：虽然勾云形佩的形态各异，但基本的特征是一致的，如中心和四角都有卷勾，佩面往往磨出与卷勾走向相同的隐槽纹等，当属于同一类饰品。不过，有的勾云形佩饰无明显的棱角且未经仔细琢磨，有的勾云形佩饰则棱角分明并琢磨得较为精细，这种差异或许包含了时代早晚的区别。M1257的乌形饰，虽琢刻甚简，寥寥几笔却勾勒出一个活脱脱的鸟形，从其展翅、宽尾的特征看，与胡头沟等地出土的红山文化玉枭如出一辙。M833的筒形器和M308的勾形器，与红山文化的同类器更是别无二致。M659出土的曲面四边形臂饰，其形状恰似半个筒形器，四角各有一孔，外表雕刻出数道横向凸起的瓦纹。形制相近的臂饰目前已知有两件：一件出土于牛河梁第三地点红山文化的积石家庄，原报告称凸弦纹玉饰，通体呈长方形，横截面曲如弓形，外表均匀地布满五道横向的凸弦纹，两侧边缘和顶部各有几个小穿孔；另一件为美国收藏家温索甫所藏，其形呈曲面长方形，外表饰横向瓦纹，边缘上也有小穿孔，已被罗森教授定为“红山文化玉器”。从形制上看，大甸子墓地的臂饰更接近后者。M371出土的圆柱形坠，一端平齐或圆头，另一端皆圆钝，近穿孔处饰一或两周弦纹；而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家发现的棒形器，一端圆头，另一端漫圆扁尖，近圆头处饰一周弦纹和二匝突起，惟不见穿孔。两者的琢玉技术似有一定的共性。M453出土的环、M371出土的弯条坠、M677出土的管珠等，在造型风格和穿孔手法方面都与红山文化的同类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类，有M454的璇玑形饰和M453的筒形臂饰。M454出土的璇现形沛，已残，仅一齿保存完整，齿狭端圆钝，另一端圆折。从已知的考古发现来看，璇玑形饰始见于大汉口文化，流行于龙山文化时期，在商周时代的遗存中也有发现。大汉口文化时期的璇玑形饰在山东胶县三里河墓地曾出土两件，其中一件的三齿牙不在同一方向，另一件三齿牙的外缘各有一齿状突起，齿狭端较尖，另一端圆弧。龙山文化时期璇玑形饰在山东龙山文化胶县三里河、五莲丹土等遗址和辽东半岛龙山文化长海广鹿岛、营子四平山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其中三里河出土的两件璇玑形饰，齿牙狭端圆钝或平齐，另一端近圆弧；丹土出土的就现形饰，齿狭端较尖，另一瑞方折；广鹿岛出土的璇玑形饰，实际上好似猪头形佩饰，三个齿状突起并不对称，有一齿形似口吻，另二齿形似耳朵；四平山出土的璇玑形饰，齿狭端较尖，另一端圆折。从形制上不难看出，大甸子的璇玑形饰比较接近营子四平山的璇玑形沛。1453出土的筒形臂饰，呈带状短筒形，外表有一匝凸棱。筒形镯最早出现于大汉口文化中期，大汉口文化晚期较为流行，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其锡体的外表往往带有一道明显突棱，故亦称之为有领环。大甸子墓地的这件筒形臂饰，外表的突棱较短，造型似介于筒形镯与有领环之间。
第三类，仅可列出璜。这两件磺的横截面均呈椭圆形，两端钻孔的位置或孔径的大小并不对称，而且带有明显的加工磨损痕迹，俱似断裂的环改制而成。璜是新石器时代最为流行的玉饰之一，在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南方沿海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和中原地区都有发现，在北方地区则比较少见。其中璜在太湖流域自马家族文化的晚期到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均有发现，在苏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新石器时代请文化中也比较常见，这一地区的璜有半环形、半璧形和不规则形。以其多变的形式在当地琢玉中心的形成与维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通过不同文化遗存间的联系传播到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汉口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以及南方沿海地区的石峡文化。中原地区的磺最早出现于半坡文化。并在案王寨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延续，这一地区的璜，形制比较单一，多为半环形。长江下游地区半环形的璜，两端平齐且对称；中原地区半环形的璜，两端不甚平齐与对称。两者的风格不同，似不存在源流关系。从形态上看，大甸子墓地出土的两件璜比较接近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同类器。
第四类，包括块、雕花营饰、有齿直条形坠、雕花坠、蝉形饰等。决在大甸子墓地的出土数量较多，且以横截面呈多角形的占主流，如I1214的块横截面近于菱形，M1232的块横断面近于四边形，M25:1的块横断面呈五角形，在内蒙古库伦旗南泡于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中也曾出土数件块，其横断面均为四边形，可知这种横断面呈多角形的块当属夏家店下层文化流行的样式。M458出土的雕花臂饰，主体纹样由5形与C形的卷曲组成，边缘上琢刻着横向的人字形细线带。在大甸子墓地和范杖子墓地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出土的彩绘陶器上，大小不同的S形和C形卷曲纹是构成花纹主体图案最基本的要素，横向的人字纹带也是施于边缘画面的辅助式纹样之一，因而这件臂饰无疑应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M706和M905出土的有齿直条形坠，两侧长边都刻有对称的浅齿牙；M383出土的蝉形饰，尾部及两侧刻有对称的浅齿牙；M383出土的雕花坠，以中央一条为主干，两侧各雕出对称的花牙。这几件玉器的形制虽不尽相同，但器身上都有对称的齿牙，而这种对称的齿牙纹是夏代玉匠喜用的一种玉雕装饰手法综上所述，第一类应与红山文化有关，如方圆形璧、勾云形佩、勾形器、乌形饰、筒形器、曲面四边形臂饰当属红山文化的产品；而环、圆柱形坠、弯条坠、管珠等则是承袭红山文化的琢玉工艺而制作的。第二类的璇玑形饰、筒形臂饰，系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第三类的璜可能是受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影响。第四类的块、雕花臂饰、有齿直条形饰、蝉形沛、雕花坠等，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并表现出时代(夏代)的特征。从总体上看，第一类和第四类所占的比例较大，而第二类和第三类所占的比例较小。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前，北方地区最繁荣的玉器遗存当属红山文化。据文化因素分析及碳十四测年，红山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第五千纪后叶到第三千纪初前后。已知的红山文化玉器大都属于该文化的晚期阶段，一般出于墓葬中。主要种类有：璧，环，筒形器和勾云形、龙形、猪形、乌形、龟形、鱼形等各种佩饰。其中璧、环类器，以尖突如刃的边缘形成“环刃”；龙、鱼、鸟等象生类器，一殷通体光素无纹，仅在动物形器物的头或躯干等主要部位略加形象化的刻划，线条简练而明快。关于红山文化玉器的流向，在当地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中可以寻到踪迹。虽然小河沿文化的玉器发现得较少，目前尚难把握其全貌，不过从壁环类器上边薄而锐的作法上，仍可看出与红山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袭性。至于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无论从陶器的形制演变还是彩绘的纹样演变都表现出前者有可能是形成后者的主要渊源之一的趋势。近年公布的大南沟小河沿文化墓地的资料，使人们找到了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衔接点。尽管在时间上和文化内涵上，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尚不能直接衔接起来，其间仍存在着一定的缺环，但是由红山文化经小河沿文比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样的发展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大概正是由于拥有这种承续关系．才使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们对红山文化的玉器视为珍爱并用于随葬。当然，夏家店下层文化在珍视红山文化玉器的同时，也继承了红山文化琢玉的传统工艺，大甸子墓地出土的环、圆柱形坠、弯条坠等在红山文化的玉器中都可以找到原型。在大南沟小河沿文化基地的环类器中有一种内周边非正圆且有凹陷痕迹的玉环，而大甸子墓地所出土的环多是这种环的发展形态。故而夏家店下层文化包含的富有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及其所反映的传承关系，应当是经过小河沿文化的中继而实现的。
北方地区与黄河下游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地区之间的玉器交流，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红山文化有一种连环形玉饰，或称联璧，近长圆形片状，其上分别钻出二或三个中孔，AL缘依中孔的位置在两侧各切磨出人字形，从而构成二或三个联体的璧：这种连环形玉饰在辽河流域和松嫩平原等较大范围内都有发现，据目前所知除辽宁阜新胡头沟、朝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存中出土外，黑龙江亚布力遗址、泰来东翁根山遗址、杜尔伯特六家于遗址、鸡西刀背山遗址和吉林通榆张剑坨子等遗址都曾出土过，其形制和技法与红山文化的连环形玉饰基本相同，表明了北方地区玉作传统的普遍性。这种北方地区颇为流行的连环形玉饰在黄河下游地区也有发现。邹县野店M22出土过两件连环形玉饰，一件为双联式，另一件为四联式，这两件连环形玉饰形制虽略有差异，但其两侧切磨出的人字形和尖突如刃的边缘，都与红山文化的连环形玉饰没有什么差异。该墓属于大汉口文化中期，大体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更令人注目的是形制相同的连环形玉饰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海安青墩遗址和南京营盘山墓地亦各发观一件。据遗址共存遗物判断，营盘山墓地出土的连环形玉饰属于思泽文化晚期；青墩遗址原报告虽未介绍其出土层位与具体年代，从遗址的性质估计这件连环形玉饰当不出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阶段。长江下游地区出土的这两件连环形玉饰均为双联式，其上小下大的形制和边缘尖锐的风格，与当地崧泽文化玉器的风格迥异，却与红山文化玉饰的传统相同，时代也与红山文化晚期大体处于同一发展阶段。
如果说北方系统的玉器在红山文化的鼎盛时期曾一度南下影响到黄河下游地区进而又辐射到长江下游地区的话，那么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北方地区与黄河下游地区之间玉器交往的趋势则发生了逆转。辽宁长海广鹿岛、营子四平山等辽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璇玑应是黄河下游系统的玉器在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越海北上传播的例证。实际上黄河下游地区的玉器对北方地区的影响并非始于山东龙山文化。大汉口文化中期以后，随着大汉口文化的迅速发展，黄河下游地区的琢玉技术日趋成熟，出现了筒形镯、璇玑和锥形器等一批独具特色的玉制品。大南沟小河沿文化墓地出土的筒形锅说明，早在大汉口文化晚期黄河下游系统的玉器就已经影响了北方地区。到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下游地区向北方地区的渗透和扩张进一步加强，大甸子墓地出土的港玑、筒形镯就是这一时期黄河下游系统的玉器不断向北拓展的明证。
夏王朝以前的中原地区，很长时期内玉作传统不甚发达。在大甸子墓地出土的众多玉器中，可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相联系的只有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的玉器在史前时期所处的地位。另外，大汉口文化中期以后至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这一阶段，黄河下游地区几乎不见半环形演的踪迹，长江下游地区在这一时期则主要流行半壁形璜。因此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半环形璜，也可以排除来自黄河下游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影响。
进入夏代，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玉器数量大大增加，器种以圭、璋、戈、刀、城及柱形饰为主，器物种类更多地集中在表现权力与礼仪等方面。二里头文化的玉器造型多呈几何形，流行阴刻细线和扉牙状装饰花纹，与当地龙山文化时期的治玉风格已有了相当大的区别。大甸子墓地出土的第四类玉器，大体与二里头文化属于同一发展阶段，其造型有几何形和动物形两种，装沛花纹中的齿牙状纹虽远不如二里头文化的扉牙状纹那样突出且缺乏立体感，但仍明确地体现着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风格！
大甸子墓地玉器所表现的与相关文化的联系，同通过对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因素的分析所得到的印象基本一致根据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也可以分为渊源于红山一小河沿文化、山东龙山一岳石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的几个群体。不同质地、用途的器具反映出相同的文化现象，更明确地证实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一种发达的具有多元结构的考古学文化。
以往在对殷商玉器分析时，不难发现殷商遗存与相距千余年的红山文化间存在着诸多的联系，这种现象往往给研究一种比较突兀的感觉。实际上在类似妇好墓等殷商墓出土的玉器中，除了有工艺风格方面的承袭外，还有的应属于红山文化产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玉器的发现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红山文化同殷商文化间的缺环，为探索史前北方玉器系统对殷商文明的贡献梳理出一条渠道。
|
|
|
|
 |
|
京ICP备06061470号
[C]Copyleft 2007 Mistruster Application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