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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全盛期，文物灿然大备，丝绸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丝绸不易保存，所以至今没有完好的实物出土。不过，有关的信息依然十分丰富。甲骨文中从糸或与糸有关的字有几十个，如蚕、桑、丝、乐、帛等。有的甲骨上刻画着蚕和桑叶，有的刻有祭祀“蚕示”（蚕神）的卜辞。有些甲骨文保留了商代蚕桑业的信息，如“I”字，为纴或軠的本字，是绕丝工具的象形字。1979年，江西贵溪战国崖墓（距今2595±75年）出土的纺织工具中就有“H”形、“X”形的绕纱框。金文中的“亂”字，从、从幺，从手，象手持“H”器绕丝之形。有关蚕桑的文物也时有所见。1953年，殷墟大司空村的商墓中出土一枚玉蚕，长3.15厘米，蚕身分为7节，与真蚕几乎一样。类似的玉蚕，在山東益都苏埠屯的商代大墓中也曾发现過。

　　商周时期，青铜器是十分珍贵的器物，在埋入坟墓前往往要用丝织品包裹，因此，出土时器表每每残留着织物的痕迹，为我们了解当时丝绸业的情况提供了重要信息。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江西新干大洋州商墓、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等几处。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上，附着有织物的纤维原料，从铜钺上采样，并选用了红外线光谱法进行测定，表明为真丝，亦即蚕丝。大多是平纹绢。河北藁城台西33号墓出土铜觚上有5种不同的丝织物痕迹，主要是平纹织物，包括纨和縠。有一处残痕，外观绉摺，有疏松的孔眼，乃是一种绉纱织物。织物的丝线，最细的是0.05毫米，最粗的为0.7毫米，说明已能按照织物的要求制作不同规格的丝线。此外，

玉蚕

经丝比纬丝略细，但捻度略大，这是为了便于织造的做法。藁城发现的一枚陶滑轮，形状和大小都与后世手摇纺车的锭盘相仿，专家认定是手摇纺车上的零件。

丝织物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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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山漾出土绢片由合股丝织成，但没有加捻。由于丝织物品种的多样化，要求通过并丝、加捻等方法，纺出粗细不同的经纬线。所谓并线，是在络丝之后将若干根丝并合在一起。所谓加捻，是搓绞并合过的丝线。

　　漂白、染色前，丝要经过精练，以便除去纤维中的杂质。《考工记·

氏》记载丝帛精练的方法说：“湅丝，以涚水沤其丝七日。去地尺暴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湅。”有三种工序：一是用碱性的灰水浸渍七天，脱去丝胶；二是离地一尺，用日光暴晒，进行脱胶漂白；三是水浸脱胶与日光暴晒交替进行。《考工记》还记载了练帛工艺，先在碱性较浓的楝灰水中浸渍，充分溶解丝胶，再用碱性较稀的蜃灰水脱胶。这种以灰水精练丝绸的工艺，商代已经出现。

　　瑞典马尔米博物馆和远东古物博物馆收藏有中国商代的青铜器觯和钺各一件。1937年，瑞典学者西尔凡发现铜器上有与铜锈粘附在一起的2种丝织品残片，其中一片为平纹织物，另一片是平纹地上有菱形花纹的绮。前者为单股丝、无捻，丝纤维上尚有丝胶，说明未经精练；后者丝纤维柔软，丝胶除尽，不仅经过水洗精练，经纬丝都是双股并丝，并经过加捻，捻度高达每米千捻，这种强捻丝是不可能用纺坠加工的，推测当时已出现诸如纺车的加捻机械。绮上一个菱形花纹的纬纱循环为30根。斜纹变化组织是一下一上、一下三上为基础，花纹的经纬纱循环很大。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殷代铜器上也有丝织品的菱形图案，但比西尔凡见到的要复杂，每个回纹由35根经丝和28根纬丝组成，外围的线条较粗，在平纹地上加入另一种组织，形成联合组织的纹样，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做工精巧。

　　商代已经出现素白丝织品——纨，经过精练，经密大约是60－100根/厘米，纬密30－40根/厘米，相差较大。殷墟出土的铜钺上粘附有经密72根/厘米，纬密35根/厘米的平纹织品，专家认为就是纨。
　　　　　　　　　　　　　　　　　　　　　　　　

　　安阳出土商代青铜器——钺　　商代玉刀上的丝织品残痕

　　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的纺织工具，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纺织的氏族。武王克商后，周王室将殷民六族赐给鲁国，七族赐给卫国。其中的索氏（绳工）、施氏（旗工）、繁氏（马缨工），都是世世代代从事纺或织的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