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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夏、商、周三朝出于同一个祖先，活动区域都在中原的河、洛之地，所以人们历来把黄河流域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那么，在黄河文明崛起的同时，长江流域是否有文明存在？当地的社会状况又是如何？《史记》很少提及。只是在《周本纪》记载“太伯奔吴”时说当地的土著居民“断发文身”，似乎还在文明未开的时代。司马迁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一元论”的说法，有人比喻为“一棵大树说”，中华文明犹如一棵大树，黄河文明是树干，其它地区的文明则是树枝，是从黄河文明派生出来的。这种说法影响相当深远。
古人把王朝的中心地区称为“王畿”，王畿之外的广阔地区则划分为不同的“服”。《尚书·禹贡》以王畿为中心，以每五百里为一段，由近向远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五服。荒服是离王畿最远的“化外之域”，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蛮荒之地，其余二百里人迹罕至，是流放罪犯的地方。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就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荒蛮服地”。
二十世纪，随着中国田野考古的飞速发展，中原以外广大地区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许多传统的说法受到挑战。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也出现了新的理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论”，有人喻之为“满天星斗说”，即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都是与黄河文明并行发展的古文明地区。“一元论”和“多元论”究竟孰是孰非？拨动着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探索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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