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如此丰富、精美的器物出于一坑，这在江南商代考古中是绝无仅有的，因而引起了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有关新干遗址性质的讨论。
首先，遗址的性质什么？遗址位于沙丘之中，没有明显的墓壁，棺椁已经朽烂无存，也不见墓主的尸骨，而埋藏的器物却是如此集中。那么，它究竟是墓葬，还是窖藏，或者是是如同三星堆那样的祭祀坑？考古工作者清理了墓底，根据残存的蛛丝马迹判断，这是一座长方形的土坑墓，一棺一椁，大体呈东西走向，长2.34、宽0.85米。棺室东西两头各有宽1.20米的二层台。由于腰带、串珠等玉器是按照质地、大小和色泽等呈南北向弧形排列，可以推知墓主的卧向为头东脚西。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前往考察后，认为确是一座墓葬。因为窖藏大多是藏重要的器物，不会大量埋藏日常使用的陶器；新干出土的陶器多达139件，数量惊人。
此外，窖藏中的器物大都是杂乱堆积的，而新干的陶器、陶器、玉器等无不井然有序：铜器基本是在棺室范围之内，5件铜镰放入一圆鼎中，伏鸟双尾虎放在一件倒扣的四羊罍旁边。鼎、鬲等中型礼器和双面神人头像，以及生活、生产工具放在东南角。西南侧及中部偏南一隅，放甗及兵器。器型较小的礼器、工具，分两堆放于西侧二层台上。玉器，除一部分放在中型礼器群和大型礼器群中，其余的串珠、项链、腰带、侧身羽人佩饰、神人兽面形饰等佩饰和玉璧、玉戈等，都在棺木范围之内。
第二，既然是墓葬，那么，墓主人的身份如何？是一般的贵族，还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邹衡先生认为，新干的墓葬规模很大，面积约30多平方米，除了没有墓道之外，其规模相当于殷墟的大贵族墓。中原地区只有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益都苏埠屯等少数几个大墓可以相比，在江南则是前所未有的。从铜器规格来看，甗有一米多高、铜方鼎也接近一米，堪与郑州、安阳等地出土的商代王室的重器媲美。出土的青铜器多达480余件，迄今为止，只有殷墟的妇好墓可以相比，而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新干商墓出土6件青铜钺，其中两件为大钺，器身有长方形大口，露出上下两排镂孔的牙齿。从文献和甲骨文可知，钺是王权的象征。这种大型铜钺目前仅在安阳妇好墓、益都苏埠屯1号墓和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过，墓主的身份都相当高。因此，“从墓葬的规模、出土的器物看，这个墓主人是地方的第一号人物，即国王”。
那么，新干商墓的主人究竟是商王朝派驻此地的军事首脑，还是由当地部族自己拥戴的王侯呢？邹衡先生认为，判断这一问题，需要从墓中出土的陶器入手。陶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由于不易搬迁，不易变形，而且是出自居民的手作，所以它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风俗和文化特征。铜器不然，铜器属于时髦的器物，一般是从外部引进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二里头文化，各地铜器的风格绝大多数与它一致，同出于一源的轨迹是很清楚的。所以，在判断墓葬的年代和文化性质时，陶器的学术价值不在铜器、玉器之下。
新干与吴城相距不足二十公里，出土的陶瓷器与吴城遗址出土的基本相同，显然是属于吴城文化的系统。吴城文化是中原风格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有两种倾向：铜器接近于中原殷商文化；而陶器的地方特色相当浓厚，无论是质地、器类，还是形制、花纹，几乎没有与中原完全相同的器物。因此，这位国王一定是土著居民的国王。
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新干商墓与盘龙城商墓有明显的区别。盘龙城商墓的随葬品虽有某些地方特色，但基本面貌是典型的商文化。新干商墓的随葬品与郑州、安阳殷墟相似的不多，大部分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所以不是典型的商文化遗存。另外，新干随葬品反映的礼制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商王朝的礼仪制度。但铜器造型所反映的虎崇拜，以及双面人首形神器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却不见于中原商文化。而且，从吴城文化从一期到三期，商文化的因素越来越弱，土著文化因素越来越强，因此，所谓的商文化因素不过是对商文化模仿的产物，“可见商文化对吴城文化主要是自然影响的关系，吴城文化对商文化主要则是‘择优而从’的学习关系。大洋洲墓葬的死者应该是当地土著部族的首领”。
第三，据文献记载，商王朝存在400余年。那么，商王朝新干商墓的年代究竟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哪一段相当呢？专家认为，大多数新干铜器年代比吴城出土的铜器要早，而陶器的年代又相当于吴城二期，年代相差很大的铜器和陶器出在同一个墓中。因此，墓的下葬年代应该与同出的陶器相同，即相当于殷墟文化中期，大概在武丁以后。
就整体而言，新干铜器群的年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相当于早商时期，即二里岗上层，数量比较少，多数的铜器属第二阶段，相当于晚商早期，即武丁前后，第三阶段即晚商晚期，相当武丁以后。因此，新干铜器群所涵盖的年代从商代早期直到晚商，覆盖了整个商代。过去，湖南等地也曾陆续发现过商代铜器，其中也不乏重器，但是，如此集中地出于一处，则是前所未有的。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说：“在如此悠长的年代中积累起来的器物埋于一处，至今尚无先例。”
第四，新干商墓的铜器是哪里制作的呢？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首先，绝大多数鼎的铜耳上，都加铸了铜伏虎，扁足圆鼎的扁足纹样也采用了虎形纹，说明虎是该地区铸铜工艺的重要标志。其次，许多铜器器表的饕餮纹中除鼻与目外，多衬以云雷纹，郑州二里岗期上层青铜容器很少有这种情况，可见是新干青铜器的又一重要标志。江南地区的印纹陶、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装饰纹样中，云雷纹非常普遍，新干青铜器的云雷纹与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是一致，说明这批青铜器是当地铸造的。安先生还说，新干“可能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统治点所在地”。
那么，新干青铜器的原料取自何地呢？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就在新干商墓发现的前一年，江西瑞昌铜岭村的群众在改筑道路时发现一处古代遗址。经过几年的发掘，已经查明是一座从商代中期开始，延续到战国，前后使用千余年的古代采铜和炼铜遗址，其范围长达l公里，是迄今所见我国最早的古铜矿遗址。经研究，该矿的采矿技术千年之中基本没有变化，推见在早商时期的采矿水平就已比较高。铜岭矿区正处于吴城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矿山的主人应该就是新干古方国的国王。该方国有规模如此壮观的矿区和先进的开采技术，出土大批青铜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总之，在中国的青铜时代，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与中原文化同样先进的文明，并已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吴城文化是赣江中下游地区一支受到中原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土著青铜文化。新干出土铜器如此集中，形制如此新奇，工艺如此先进，在江南地区商代铜器中尚属仅见。由此，学术界对商代历史文化的估价，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文明程度，将要重新定位。
|
免费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