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干商墓出土的文物，秘藏着许许多多上古时代的信息，需要用现代科技手段层层解密。几年来，著名科学史家苏荣誉、华觉民等先生对这批宝贵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专家对新干青铜器群的合金成分作了检测，认为属于铜-锡-铅的三元合金，锡含量高者在20%以上，铅含量在10%以下，属于中国青铜时代典型的的青铜合金体系。但新干铜器的工艺依然颇见个性，大多用分铸铸接法成形，即先铸造附件和主体，再将两者进行铸接。乳丁纹虎耳铜方鼎和兽面纹立耳铜方鼎，耳上的附饰和腹部的扉棱，都是分铸成形后再铸接于鼎的，这种工艺在商周时代非常少见。

　　泥范铸造工艺与分铸铸接法是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两大支柱，两者在新干铜器中都已经得到娴熟的使用。新干青铜器的制作，有浑铸成形，也有分铸成形，而以后者居多。在分铸成形的工艺中，有附件先铸法（如扁足鼎的三足、罍肩上的四羊首饰等），也有后铸法（如大方鼎的四足、扁足鼎耳上的爬虎等），这对于解决分铸法的源流问题具有直接帮助。正是凭借这种工艺，古代匠师能够铸造出需要用失蜡法才能做出的青铜器。

　　第二，新干大甗的补铸，是用熔点稍高于原甗锡铅青铜材质熔点的锡焊青铜铸焊的，可见工匠已能很好掌握合金的性能。仪器分析的结果表明，新干铜器群的材质主要是高锡铅三元合金，杂质极少。其主要合金成分，与二里冈时期高锡青铜或高铅低锡肯铜都不相同，与殷末周初时期的青铜合金比较接近。从微量元素看，新干青铜器杂质的含量不仅比二里冈和殷墟前期的青铜器低，而且比殷末周初、乃至秦汉、明清时期铜合金的都要低(一般为1－2%)，说明原材料是用很纯净的铜、锡和铅配制的。冶炼如此纯净的金属是一件极了不起的成就，同时也说明这些金属的矿料是极为单一的矿体。

　　第三，新干青铜器群另一重要发现，是大铜钺上错有红铜，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错金属实物。错金属工艺源于镶嵌工艺，那么，新干铜器的这种工艺又源于何处?

　　第四，对新干商墓青铜器的铅同位素质谱实验研究发现，殷墟含有低207Pb/206Pb比值特征的异常铅的青铜器，早、中期有相当数量，晚期突然减少。山西曲沃曲村西周遗址71个样品绝大多数属低比值铅；陕西宝鸡 国墓地12个样品数据则全属高比值铅。新干商墓的青铜器却普遍含有这种异常铅。目前所知的中国地质矿产资料中没有相对应的矿山数据。这一发现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学术界关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有争议，有认为是商周时期的，也有认为是春秋时期的。如今用铅同位素比值进行研究，发现三星堆与新干铜器所含的异常铅一致，证明二者的年代应相去不远。

　　第五，新干铜器铸造工艺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使用铜芯撑。迄今为止，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中，只有个别铜器使用过自带泥芯撑，在器物浇注成形后除去泥范，再对自带泥芯撑的孔洞进行补铸。殷墟青铜器也只有个别器物使用了铜芯撑。到西周，铜芯撑才被普遍使用。可见，铜芯撑可能最早起源于我国南方，尔后传播到中原，成为中原青铜器铸造的关键工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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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此外，新干铜器还有许多有待探索的问题，例如，有一件成十字交叉状的戈，形状与《尚书》记载的“戣”相似。这件戣和随同出土的另一件铜鬲都有早周的风格。而周人早期的活动范围在今陕西、山西、甘肃一带，类似的器物连河南都没有发现过，为什么再遥远的江西会出土？两地的交通途径是怎样的？彼此的文化交流又是如何？目前还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