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干大洋州商墓的发现，是我国南方考古的重要里程碑之一。由于它所展示的赣江-鄱阳湖流域的高度文明，人们有理由认为，大洋州商墓不可能是当地唯一的方国首领墓葬，将来再有类似的墓葬，将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不断有新的商代铜器发现。近年见诸《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等报刊报导的至少有以下数项：

　　 1963年，在宁乡炭河里的河流中发现一件饕餮纹卣，内盛1000多件玉珠玉管。

　　 1970年，黄材出土的一件铜卣内有300多件玉器。

　　 1976年11月，黄材公社农民在挖土时发现一件兽面纹铜觚，高26厘米，器型和纹饰与殷墟大司空村晚商墓中出土的铜觚相同。

　　 1977年底，农民在北峰滩山腰修路时，发现一件商代四卧虎兽面纹大铜铙，通高83.5厘米，重154公斤，铙口内两侧各铸两只浮雕的虎，十分独特。

　　 1978年1月，农民在回龙铺的洋泉河边取土，在距地表一米处，发现一件兽面夔龙纹提梁卣，高14.5厘米，属西周前期之物。

　　 1983年6月，月山铺公社农民在转耳仑山挖土时发现一件大型铜铙，通高103.5厘米，重221.5公斤，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最大的铜铙。铙的造型和主体花纹，与以往在老粱仓、北峰滩出土的铜铙相似，属晚商器物。据调查。令人惊异的是，在该铜铙出土地点西约250米处，就是四羊方尊的出土地点。

　　 1996年7月，横市镇村民取土时发现一件商代兽面纹提梁卣，通高32厘米，口长径14.6厘米，重5.8公斤，该卣是宁乡出土的第5件提梁卣。

　　 1993年6月，湖南宁乡县老粮仓乡在山腰挖出10枚商代铜铙，均呈灰褐色，其中一枚上有4组虎纹图案，其余9枚饰有饕餮纹和云雷纹。10枚铙大小和重量依次递减，最大的通高54.5厘米，重30公斤，最小的通高36厘米，重9.5公斤。1958年在与之相距仅20米处，曾一次出土5枚同类铜铙。

　　在宁乡周围各县，也相继发现商代青铜器：

　　 1985年1月，邵东县村民在取土时所发现一件晚商的虎纹铜镈。通高32.5厘米，重13.4公斤。钲体两侧双虎攀附，钲中有一凤鸟伫立，精美绝伦。

　　 1985年5月，浏阳县柏嘉镇河边台地发现一件商代兽面纹铜饶，通高43.5厘米，重20公斤。钲部为兽面纹，甬部和鼓部饰云雷纹，兽面的两眼为浮雕的蟾蜍。

　　 1985年11月，衡阳市发现一件商代提梁铜卣，通高33厘米，盖顶、颈部和圈足各饰夔龙纹一周，提梁两端饰兽头，卣内盛有玉器150多件玉管、玉珮、玉玦等。

　　 1985年12月，双峰县在文物普查时征集到一件商代枭卣，通高22.5厘米，上饰饕餮纹。

　　这些礼乐器中，不乏堪与中原王室重器媲美者，暗示着器主人的富位和权势。它们如此密集地分布在这一带，人们有理由认为，宁乡可能是新干以外的另一个商代军事重镇或方国，宁乡地区理应发现大型商墓。

　　苏南地区的考古也有了重大突破，1999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江阴市云亭镇花山村发现一段东西走向长约300米、高约7、8米的保存完好的古代堆土城墙，经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和专家勘察，推测该遗址的存续时间应在3100年至3800年之间，为夏代至西周早期。因此3200年前当太伯从西北地区渡江南下来此，这座城已有千年历史，当地的文化一定已经相当发达。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初步确定城址的范围东西长约500米、南北长约80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城址内已出土包括石器、陶器和青铜器在内的马桥文化时期文物100余件，城址北部发现有大型建筑物的遗迹，发掘前景令人鼓舞。太湖地区史前有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入周以后，又有名闻天下的青铜剑冶铸业，可以想见，其间的夏商文化必有可观之处。

    上述几处（或者在更为广泛的江南地区）深藏着的商代遗址一旦重见天日，商代文明的冰山将浮出水面，那时，我们面对的情景会是怎样的壮丽，真是令人不敢想象。